新闻检索
回忆我的父亲朱挹清
作者:朱泽一    发布于:2016-03-20 00:46:19    文字:【】【】【

朱挹清与夫人及女儿朱泽一

(照片右起朱挹清、夫人、女儿朱泽一)

带着六十多年光荣的革命生涯和坎坷悲愤的运动经历,博学多才的父亲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为革命者,在“他一生中,只要是对党和人民有益,无论条件如何艰难他都坚忍不拔,顽强奋斗。努力完成任务。”(摘引自党组织悼词,下同。)作为同志,他“为人正直,能实事求是,坚持公道,即使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不违心地附和错误潮流,尽最大的努力爱护同志,对同志负责。”作为父亲,他又是一个慈祥幽默、要求严格、博学多才的好爸爸。

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家人、朋友都还在怀念他,我们内心的哀伤仍然很深,我要写出难忘的往事以寄托我的哀思。

慈 父

在我们4个孩子心目中,父亲脾气好,慈祥而风趣。他极少对我们发脾气,打骂更是少见。我的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挨“打”,是我惹他生了气,他举手打我,手举得很高,落下来却只是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忘了为什么事情,我和哥哥对父亲不满,小孩子不懂事,我们在屋檐外的排水管上用粉笔写了“爸爸是个大坏蛋”,爸爸看到后也只是一边嘟囔:“简直胡闹”,一边用拖把将字檫去,一点也没责罚我们。

父亲在工作、生活中都很讲究条理性、整洁。他常说一个人要养成好的习惯,生活上有条理性,工作上才有效率。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东西找不到了,都会去问父亲,常常都是他给收拾起来了。他工作室的书架、办公桌都是自己收拾整理,不许别人乱动。唯一例外的倒是我的女儿,,父亲对这个外孙女多少有些娇惯,以致孩子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就赖外公没收好,他常常极有耐心地为我女儿整理散落满屋的玩具、书本,外孙女翻遍了他的东西也不生气。

父亲很注意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就学会了下象棋、围棋,都是外公教的。有一次女儿看到家里一把二胡,心血来潮要学,吱吱嘎嘎拉了一天,噪音扰得人心烦,父亲不但不烦,还时不时停下笔过来指点一番。父母亲非常注意对她进行尊重老人、关心他人的教育。女儿因此对长辈很尊重,在家主动干活,关心外公外婆,她考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外公去世才2个月,她跑到周围的邻居家,专门给邻居的老人交代,外婆心情不好,希望他们经常关心她,令我母亲和邻居都很感动。对外人也很有同情心,在上中学时就联系了一个“希望工程”的帮助对象,一直坚持帮助对方到现在。

父亲热爱家人,关心每一个人,到外地出差回来时总要给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保姆)带一份礼物。记得五、六十年代,我第一次穿上一双橘黄色的尼龙袜子、用上第一支圆珠笔,都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这在当时都是十分稀罕的东西,让小小的我自豪了好一阵子,收到圆珠笔的时候,马上要过儿童节,我还设法带信让父亲再买一些,儿童节时送给我的同学,父亲还真为我买了,至今仍记忆犹新。

听外婆讲,我哥哥小时候体质很弱,有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早上从小龙坎走到沙坪坝去给他取牛奶、买新鲜的猪肝回来给他熬稀饭,补养身体。

60年我才13岁,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一个人离家去成都上学,父亲送我到重庆火车站,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送我:“念尔年尚幼,别意倍轻柔。炎天就道,行李匆剧赴渝州。伴送无多言,来去频劳车旅,濡润汗偏流。莫道慈亲惯,相忆盼无尤。见时难,别时易,忽生愁,殷情青少,前途珍重赴先头。我已年逾五十,鬓浅心自励,得失比浮云。却盼新生代,勉善重春秋。”字里行间充满了期望和深情。

在“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父亲再次受到迫害 ,被打成所谓的“叛徒”,而且株连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最小的是我妹妹,当时还在上小学,在学校时就挨过同学的打,以后父母处境更不好,不得不把她送到万县的姑妈家去上学。父亲对她格外爱怜,每次她回家,父亲都会很关切地同她娓娓长谈,看到那种溢于言表的亲情,都令我十分感动。有一段时间父亲因为“叛徒”问题被工宣队关了起来,当时只有弟弟在家,每天给他送饭,父子感情很深,文革后期,母亲和家人随学校迁到梁平县,父亲却被工宣队下令不准走,家分两地,父母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晚上一起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碚街上走了一趟,默默无言。又是我弟弟留下上学,父子俩共患难,生活上胡乱凑合,当时物质匮乏,有一次两人费好大劲炖了一锅肉,却被小偷破门而入偷走了,至今说起来还是很辛酸的回忆。多年来,他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互相关心和理解,四兄妹中也只有弟弟一人学政治经济学,算是子承父业了。

我和哥哥大学毕业时,因父亲的问题分配工作都受了影响,我分到西北,哥哥到湖北山沟里,在二汽的工地当建筑工人。我早在上大学时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培养对象,就因为父亲的问题,一直被搁浅,直到1984年我担任一家中央大型企业的副厂长后,因工作需要才被吸收入党。1975年我主动申请从省会兰州调到我爱人所在的地处全国著名贫困地区-甘肃定西地区的一个中央直属三线企业工作,档案发到该厂时,厂组织部门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拒绝接收,后来是看我个人表现不错,加上厂政治部主任的爱人与我爱人共事,通过他的帮助我才调成。我离开兰州时父亲到兰州看望他三十年代的老战友兰州大学副校长林迪生,同时送我到新单位,我将这次调动中碰到的不顺告诉了他,第二天父亲对我讲,他一夜都没睡着,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身处逆境,磨难之中,父亲都没有屈服消沉,但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株连了子女,对他这样一个热爱孩子的父亲,在内心中无疑是十分痛苦、内疚和愤懑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以后的好多年,他的心情都是很不愉快的,我们都能感觉到,但我们从未因受到牵连而埋怨他。

严父

父亲对我们关怀备至、和蔼可亲,但从不溺爱,总是严格要求子女,要求我们做一个正派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尽管解放后他多次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但他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论这些事,不愿对我们产生消极影响,始终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每遇国家大事,报上有重要文章发表时,都要对我们进行教育、讲解。我还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段时间,他晚上对我和哥哥进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教育,每晚讲到十点多钟,我都睏得睁不开眼了,也还要坚持听。有一次我觉得他伤了我的自尊心,好几天不同父亲讲话,他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我说到自尊心问题,当时父亲很严厉地对我说:“对共产党人来讲,集体的荣誉感比个人自尊心更重要。”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父亲是在教我如何做人。平时在我们家是很民主的,讨论问题没有长幼的拘束,父母很尊重我们的意见。从我很小时开始,每次离家父亲送我上车,很少讲什么亲热的话,总是把我当大人一样,握握手告别,给我一种鼓励和自信心。1965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当时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们都准备考不上大学就上山下乡,我的录取通知书来得较晚,有一天几位同学在我家门口议论谁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什么学校,父亲在屋里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同学走后,他马上找我谈,问我是不是怕考不上大学对下乡有顾虑,鼓励我要正确对待,考不上就下乡,使我感到不管考上大学还是下乡,父母都是支持的,思想上没有压力,干什么都要有信心,都应干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父母给以鼓励是子女跨入社会后成功的基础。

解放后,父亲作为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老教授,工资在当时是比较高的,但父母从不让我们产生优越感,从不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工资收入,直到文革后期偶然看见父亲的工资单才得悉父母的工资收入。我与哥哥都是一上初中就住校过集体生活,培养独立生活能力,我们几个孩子在校学习期间,父母给的生活费都控制在一般工农同学的同等水平。我结婚后,弟弟、妹妹都还在上大学,我和爱人出差时去看他们,看到他们经济不宽裕,还常常忍不住给他们一点零花钱。88年父亲开始患重病,住进医院后,自觉可能将不久于人世,将他最珍贵的财富—几柜书分送给我们几兄妹,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因为对鲁迅先生的书最有兴趣,分得了一套“鲁迅全集”,哥哥分得文史资料方面的书,弟弟因为是搞马列主义理论的,因而分得了全部马列主义书籍: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等,妹妹是学外语的,因而分得文学类的书籍,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父亲对自己的要求,对我们的心愿正如在给我的词中所写:“我已年逾五十,鬓浅心自励,得失比浮云。却盼新生代,勉善重春秋。”父母的从严要求,使我们都有一种发愤图强的精神,四个兄妹都靠自己的勤奋考上了大学,尤其是弟弟、妹妹都是在文化革命中下乡后,妹妹从乡下考进了北京外语学院。弟弟因下乡表现好,被推荐上了中专,工作以后又参加高考,考上了四川大学。当时好多家庭都是托人想办法、请教师辅导孩子,还不一定能考上。他们却是一边劳动、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大学。工作后四兄妹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得益于父母的严教。虽然父亲一直都遭受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却一直坚信他是清白的,是一个好党员,我尊敬他,钦佩他的学识,也从内心热爱他这样一位慈祥而严厉的父亲。

历尽苦难  痴心不改

父亲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前一直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战斗,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追捕,而解放后组织上要安排他到省委工作,他却坚持要到大学工作,没想到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如西南师大的悼词中说:“解放后又长期受到错误对待,受“左”的冲击。在“反右倾斗争”、“四清”和“文革”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致使朱挹清同志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摧残”,因此,他的级别虽然高,职位却不高。

尽管如此,父亲从未动摇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和共产党员的做人原则。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每天都很难见到父亲,早上我起来,他已走了或者熬了夜还在休息。晚上九、十点钟,我都睡了,他还没开完会回来。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每天晚上他几乎都工作到下半夜一、二点甚至通宵,一直到他七十多岁离休后,仍是每天学习、研究不止,经常熬夜。我最记得小时候,晚上睡到半夜醒来,父亲房间的灯还亮着,外婆对我说:“看你爸爸还在熬夜,你叫他快睡。”那种半夜困倦的感觉,那房间亮着的灯光,至今还牢牢地印在脑子里。

父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一直工作到74岁才离休,离休前一直坚持上课,有一年我回家,听说父亲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的先进都是我母亲的份,父亲总是运动的对象,先进轮不上的,就说:“没想到你还能评上优秀党员,他们怎么会评你当先进?”他当时只回答了一句:“凭什么?就凭我七十多岁了还坚持讲课。”我当时真正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

父亲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艰苦的作风,尽管父母的收入不低,但他们的吃穿都很简朴,床上长年铺着草席,困难时期国家对父亲有一些特殊照顾的物质供应,他们除了购买部分补充营养的东西外,其余的都放弃了。在实行定量供应的年代,多年来,我们家吃不完的粮票都无偿地捐给了学校食堂。在名誉、个人得失上父亲从来是抱着“得失比浮云”的态度,这在一些人是不理解的,记得父亲曾沉重地对我讲到一些领导的极左思想和对人的不信任,有一次涨工资,父亲觉得与解放前的艰苦生活相比,与周围的同志比,他的工资已经够高了,主动提出不调工资,领导竟然找他谈话,问他是否对组织有什么意见,用不调工资来表示不满情绪。我深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片赤诚的心不被人理解的痛苦。

父亲博学多才,他的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百科全书”,实际上他只上过吴玉章同志主办的、培养党的干部的“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并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知识源于他一辈子的刻苦学习研究,加上在解放前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得不经常更换职业掩护,造成了父亲的多才多艺。

父亲的英文、法文功底较厚,还通晓俄语、日语及世界语。三十年代国联调查团的戈登爵士夫人来四川,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会谈,就是父亲作的翻译。1989年我在外语学院培训英语,父亲已是80岁高龄,我向他请教有关问题时,他仍是思维敏捷,应答如流。

父亲解放后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对国际共运史、马列著作的功底是不同一般的,记得有一次,父亲同我谈到资产阶级的两面派作风时,说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马克思全集第几卷第几页,一边说一边抽出书,翻给我看,令我惊讶不已,听别人讲这对他是很平常的事。

父亲在历史、文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年轻时当过编辑,写过诗、小说,特别爱好诗词。解放后他写了几百首诗词,已出版了一册“朱挹清诗词”。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完成他的遗愿,正致力出版第二集。他生前曾开玩笑说,如果哪一天不能教马列主义了,他还可以去教历史和文学课。

除这些学术研究之外,父亲最突出的恐怕是他的医疗实践了,他搞地下工作时,有一段时间以行医作为掩护职业,他自学了中医,并能治疗一般的病。我哥哥小时候有两次病危,一次是在合川疝气发作,医院都不肯收了,正好当天收到父亲寄来的药方,吃药后缓解了病情,送到重医住院才救了一命。一次是出麻疹内陷,医生也说救不了,结果还是父亲自己开方,大剂量下药,才使他转危为安。我女儿小时候在家生病,也经常是外公自己开方治愈。

就是这样,父亲仍是不停地学习、研究了一生,直至生命终结。与他的事业心、学习态度对比,我常常感到自己不刻苦,感到惭愧。父亲去世后许多同志到家中吊唁他,谈到他虽然经历不幸,但身处逆境也不丧失原则,还有的同志谈到曾在政治运动中得到他的帮助,流下了眼泪。在他八十岁生日填的一首词中表达了他的心声:“耆年酬国常心烈。”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虽历尽坎坷,但对共产主义信念,对做人的原则却始终如一、痴心不悔的共产党员。

生亦悲  死亦悲

父亲去世最后两天的情形是我终生难忘的。1993128日,父亲病重住院,母亲在医院照顾,反反复复,到5月病情加重,我爱人先回去看望,我原打算520号回去,因工作原因,25号才返回重庆,听说父亲一直在问,我为什么还没回去,我立刻赶到医院,父亲消瘦了了许多,见到我,自然很高兴,母亲说他一直吃不下饭,我会做饭,回来就好了,她对父亲说:“泽一回来了,你想吃什么就说,争取多吃一些,泽一还给你带了我们从来没吃过的芒果,你就尝尝吧”,也许是高兴,也许是为了不负我的心,当天他吃饭真的比较多一些。妹妹为了转移他对病痛的注意力,向他请教一个历史问题,他还慢慢地作解释说明,头脑仍是十分清楚的。母亲原准备在28号叫在家的哥哥。弟弟来共同商量如果父亲去世的一些事情,没想到27号父亲全身疼痛,吃不下饭,他对我说:“我今天是下决心要绝食了”,我竭力劝阻他,勉强吃了一点。下午我的一个同学来看望他,同我母亲在一旁谈父母在某学校工作的一位老朋友,他解放前参加了革命,为党做过许多工作,57年被打成右派,经历了许多磨难,文革后才得以平反,临死前,他把一生辛苦积攒的的一万元钱捐献给了学校,可学校收了钱却没有任何表示,如石沉大海,日后他的爱人一个人生活,有许多困难,却没有人去关心。我发现父亲的表情激动,觉得不对,马上与他闲谈别的事,想引开他的注意力,但他却根本听不进我的话,集中精力去听他们在谈什么,突然,他竭尽全力大喊了一声:“这都是悲剧!”。我知道他一定想到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想到了许多老同志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不幸,想到这些同志对事业一片痴心却被人任意践踏,他激动不已,满眼是泪,从内心发出了愤怒的呼声。到了傍晚,父亲问我:“你说,我是不是该走了?北碚的柚子该熟了。”,当晚病情急剧恶化,于28日凌晨四点十五分我们的父亲去世了。为了不让母亲和妹妹太痛苦,我把他们劝到走廊上,我自己为父亲清洗穿衣服,当我把他侧翻过来的时候,突然七窍流血,在医生的帮助下才处理好一切。事后有朋友对我说,我为他穿衣服时,应该对他说一些安慰的话,也许他能明白我的心意,我真是后悔什么都没有顾上讲。我为失去我尊敬和亲爱的父亲而哭,也为他一生的不幸经历而哭。我一直在想,也许他是在等我回来,生命撑到了我回来之后,了却了心愿就离去了,但我更相信,他是悲愤而气死的。我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共同经历了解放前的艰险,解放后也一直受到株连,父亲去世对她是个打击,她为他一生的艰苦奋斗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至今还悲痛不已。父亲怀着一个热血青年的满腔热情十七岁就投身革命,近七十年的艰辛、坎坷不平,至死仍在悲愤中,可谓死不瞑目。他的一生是个悲剧,是极“左”思潮造成的多少个悲剧中的一个。人死不能复生,在他生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死后也无法去弥补,直到他已经住院,共产党才为在他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平反,恢复了他1926年的党籍,派人到病床前宣读了平反文件。父亲去世后在组织写的悼词中有一些应在生前说而没有说或者不愿说的话作了盖棺定论。有许多同志去吊唁、怀念他,许多人发出了内心的高度评价,不知他地下可有知。父亲去世前说了多次:“我真想看到冬冬(我的女儿)考上大学。”但父亲最终没有看到他与母亲一手带大的宝贝外孙女考上大学,在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走了。我哥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和培养,同时考上了重点大学。

父亲去世前明确表示:死后只能亲友告别,不开追悼会,我觉得这是他对解放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抗议。但是父亲去世后,西师的领导来到医院病房,再三向我母亲请求开追悼会,最后还是我对母亲说:现在的领导不是当年整父亲的人,他们开追悼会就是给父亲赔礼道歉,况且父亲是26年的中共党员,省委都说话了,如果不开追悼会他们就该倒霉了。终于母亲同意了。开追悼会那天来了很多很多的战友、同事、朋友和领导,我想对父亲也是一个安慰了。最后父亲的骨灰按他的遗愿由我的哥哥、弟弟撒进了嘉陵江。今天我写下这些内心的话,我愿这一切能告慰父亲的亡灵。

 

(照片左起朱挹清、外孙女、女儿朱泽一)  

                                   女儿 朱泽一 写于1994.5.28

访问统计
脚注信息
Copyright(C)1970-2020 西北有色冶金机械厂联谊会 蜀ICP备12011981-1 川公网安备 51011302000012号 

友情链接:深圳龙华中铁物流 上海网站建设上海企业建站嘉兴网站建设嘉兴亿欧企业建站嘉兴模板网站嘉兴培训网